蒋宏达︱国家与市场的互构:重审明清食盐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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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与市场:
明清食盐商业研究
黄国信著
中华书局
2019年1月出书
340页,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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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蒋宏达


清朝嘉庆二十一年(1816)六月,广东盐商潘进(1767-1837)倏忽接到新任湖南粮储道李可蕃(嘉庆七年进士)的来信,被邀请前去湖南任职。李可蕃系潘进同乡,二人素有情谊。十年前,李氏曾向潘氏批准,若本身出京外放就聘他做府下幕僚,此番修书即为履约而来。

此时,潘进正与人合伙经营乐桂埠的食盐生意(乐桂埠是广东乐昌和湖南桂阳两地的食盐发卖港口),他灵敏地发觉到,李可蕃的邀约能为本身拓展湖南的生意供应可贵的机会,于是立刻复信应承下来,决意择日北上。在回信中,潘进不失时机地提出,进展本身到任后能够获得李氏引荐,接见湖南衡永道和盐法道的主政官员。他很清楚,本身经营的乐桂埠食盐直接对接着湖南郴州、桂阳等八州县的市场,而这个八州县均处在衡永道的管辖之下,若能竖立与衡永道、盐法道的精巧关系,将对本身在湖南的食盐商业大有裨益。

潘进此举着眼的不光仅是郴州、桂阳等八州县内的生意,他的策略牵扯复杂的轨制配景和好处纠葛。从王朝体系上看,清朝沿袭前朝的食盐专卖轨制,实施“分区行盐”,指定分歧产地的食盐销往特定区域。照此划定,湖南南部郴州、桂阳州等地归属两广盐区,销卖跨省运来的粤盐,而更北的衡州府则划归两淮盐区,行销淮盐。然则,历久以来,衡州市场上充溢着以私盐形式存在的粤盐,正当的淮盐受到严重倾轧。粤盐在衡州区域的鼎力推销很大水平上得益于湖南处所和盐政官员对广东盐商的通知。潘进在回信中透露,他接见湖南处所和盐政官员的首要目的,就在于借此削减来自湖南盐务稽查人员的越境“干扰”。事实上,早在嘉庆十四年时,他就曾经由李可蕃致信其时的衡永道,由此获得后者通知,使本身在湖南的生意大大受益。

湖南处所官员之所以会与广东盐商暗通款曲,除了清朝宦海固有的贪腐风气外,更与湖广区域淮盐“一例通销”的特别轨制放置互相关注。从康熙后期起头,淮盐就获准在湖广区域通融发卖,不需要像其他区域的官盐那样分配到指定的州县。这意味着,湖广的处所官、盐政官员无须以州县为单元单子接管盐务审核。因为没有硬性的盐务考成压力,衡州府等地的处所官就能够天真措置越界而来的粤盐私运运动。对他们而言,严查粤盐私运天然是正当合规的职责地点,但接管同僚疏通,收取盐商行贿,然后放宽对粤盐透漏的稽查,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就在嘉庆年间,当两广盐区遍及面临官盐滞销、盐课积欠严重的逆境时,广东和湖南的界邻区域,稀奇是乐桂埠的食盐销地,却逆势而起,不只可以顺利缴清内陆额定的盐课,并且能够融消别处积滞的盐引,成了独一一个官盐发卖畅旺之地。

这是中山大学黄国信传授新著《国度与市场:明清食盐商业研究》
(以下简称“《国度与市场》”)一书出力剖析的一个案例。在明清盐史研究,稀奇是盐商研究中,贸易运动中的权力卵翼关系是绕不开的话题。不外,本书的商议并未停留在“官商勾通”这一老生常谈的层面,而是致力于揭示这些现象背后更为深层的轨制机理。本书商量的明清时期国度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能够贯穿明清史、近现代史和现代史的主要议题。从明清专卖轨制下的食盐商业,到清末洋务活动中的官督商办企业,到现代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再到新中国早期的规划体系,以及改造今后环绕“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的历次争议,甚至当前危机状况下物资设置中的效率问题,背后都涉及若何衡量政治权力与市场力量的关系问题。


私盐商业中的
“官”与“私”

在专卖体系下,官盐因为需要承担高额盐税,加上运输过程中层层正式或非正式的费用损耗,实际价钱经常远高于私盐。私盐和官盐之间显著的价钱差别成为私盐市场形成的构造性根蒂。按照传统懂得,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国度管控力量壮大时,官盐运销获得保障,私盐市场受到压制,而一旦管控松懈,食盐市场就会陷入官盐滞销、私盐横行的状况。

与此相异,《国度与市场》一书从国度与市场的关系下手,将对“私盐”问题的商议掘进到一个新的深度:


事实上,私盐反映了国度与市场的复杂关系,施展了国度管控市场的目的与手段,表达了市场对国度管控的挑战与自我实现。然则,问题不光到此为止,它同时能够懂得为国度对市场表达的懂得、容忍,甚至默认。这就是说,食盐私运是国度力争管控但从来都不会也弗成能完全掌握的市场行为,在这一意义上,它自己就是清王朝食盐专卖轨制的构成部门。它供应了通俗老公民正常食盐供给的主要途径,供应了浩瀚的生存与营利机会,知足了官员和某些当局机构的税饷和经费起原,成为王朝政治与经济系统运转的有机成分。(173-174页)


本书呈现的食盐专卖轨制运作实态与我们惯常的懂得天差地别。在这里,私盐与官盐之间并不是简洁的对立关系,甚至不是互补关系,而是处于一种有机的互构状况,配合作为“王朝食盐专卖轨制的构成部门”而存在。正如乐桂埠的案例显露的那样,之所以广东和湖南界邻区域可以实现官盐畅旺、课税充盈,要害在于背后繁荣的私盐市场,很大水平上是私盐商业撑持了本地的官盐课税收入。换言之,食盐专卖体系的运行和维系往往需要借助私盐市场的运转。

包世臣(1775-1855)的《淮盐三策》常被盐史研究者拿来解说私盐的多样性。该文描述的私盐类型多达十一种,包罗官私、船私、邻私、漕私、功私等等。从事私盐贩运的人群则涵盖各个社会阶级,从富足的盐商,到贫弱的灶户、船户,以至潦倒的穷人、孤老、残障之人,从各级官员,到各类官差、胥吏、武士,以至拥有可观武力的盐枭集体。私盐好处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附着着大量食利人群。

值得注重的是,个中最主要的贩私力量并不是盐枭,而是盐商和仕宦。在明清食盐商业中,盐商和仕宦自己具有“官-私”一体的特征。在官督商运的“纲法”之下,特定的盐商被官府依次挂号入册(“纲册”),获得“官商”身份,垄断官盐运销;但另一方面,作为具体的商人,这些盐商又有自身的欲求,有逐利的本能。同样地,各级官员以及他们统属下的差役、胥吏、兵丁,作为食盐监管的责任主体和法律力量,同样具有寻租、营利的激动,所谓“私盐之充溢,皆由官自为私,官蠹烹分,遂逋正赋”
(《清盐法志》卷二二八)

经由“捏报盐船失事”“随意夹带私盐”“借融消、子盐等名目行私”以及“售盐不销引,一引多用”等各种行私之法,作为食盐经营主体的盐商与作为食盐监管主体的仕宦好处扭结,最终蜕酿成私盐运销的主体。正如作者所言,“盐商们的经济好处、文化好处、政治好处诉求,与食盐私运者的好处诉求,与个别化的官员们的诉求纠缠在一路,组成了明清时期食盐商业轨制运作的全过程,并与传统中国高度成长的市场及其所蕴含的市场系统在经济系统中的根蒂性价格,一路施展出传统中国市场运作的特别逻辑”
(331页)



“从食盐商业通知
传统中国市场性质”

对专卖体系下私盐与官盐关系问题的剖析指向全书的焦点论题,即“从食盐商业通知传统中国市场性质”。在首章“导言”中,作者将其阐述如下:


本书选择明清食盐商业轨制及其运行的宏观与区域个案睁开研究,进展回覆明清中国国度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的性质等重大问题。……具体而言,本书将从食盐商业的实证材料出发,理会嵌入概念倡导者波兰尼并未深入商量的传统中国市场嵌入国度与社会的体式、机制及其形式,嵌入的收益,以及被嵌后的市场回响等问题。(12页)


作者的结论也颇具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色彩:传统中国市场是一种“施展市场导向根蒂价格的再分派型市场”。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发源》
(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书社,2007年)一书中提出,在十九世纪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一种由市场价钱指导而且仅由市场价钱指导的经济”)鼓起以前,人类的经济运动浸没(submerged)在各类社会关系之中,普遍遵循着非物质好处导向的互惠或再分派的原则。个中,“再分派”(redistribution)是将社会成员的劳动功效群集到中心点(经常是权力中心),再由中心点从新分派的辐辏型(centricity)经济模式。所谓“施展市场导向根蒂价格的再分派型市场”,能够视作价钱导向的市场经济与再分派经济的有机连系。

明清时期的食盐商业市场就是如许一种典型的市场,“一方面,它在宏观与微观的视野里,都存在市场导向,以价钱为指导、以利润为目的”,“另一方面,它又离开自我调节的市场系统,无论宏观照样微观,都受到王朝国度或官员的掌握与干涉,甚至整个商业轨制都由国度设计”
(330页)。作者的论证要点包含五个方面,即:一、明代中叶以来,国度的市场政策由萧条市场改变为高度依靠市场;二、明清食盐商业轨制的根基目的在于求取课税;三、食盐商业轨制放置施展出市场导向的根蒂性价格;四、官员个别的好处诉求是食盐商业轨制运行的根基逻辑之一;五、私盐是市场对王朝食盐商业轨制的表达与反馈(317-327页)。关于这五个方面的论说组成全书的骨干内容。

在具体商议中,本书给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剖析,对多数问题的商议在以往的明清盐史研究中很少涉及。如对分歧盐区盐引数量设置的问题,此前的研究多偏重于强调明清王朝因循前朝成例,导致各个盐区的盐引配额只反映国度的财税需求,而与实际的生产、消费状况脱节。本书作者则自出机杼,经由对乾隆至道光年间三组生齿、盐引数据的核算,发现乾隆四十一年(1776)今后盐引分派尽管仍以官方主导并存在必然非市场化的倾向,但官府已经起头参考自身所能把握的生齿数据,并凭据食盐发卖区域的市场容量适当调整盐引分派,施展出某种内涵的经济理性。而在雍正年间今后改土归流的西南苗疆的盐区归属和盐引分派问题上,清王朝的轨制放置显现出更为光鲜的市场导向性,不只可以打破盐区划分的老例,许可这些区域的公民就近购置食盐,并且起头凭据本地的生齿情形,酌量调整盐引数量。

对“川盐济楚”问题的商议是本书的一个亮点。清末宁靖天堂活动鼓起后,长江盐运通道壅塞,淮盐无法运抵两湖区域,四川出产的井盐凭借价钱优势和地利之便大量输入两湖,由此形成“川盐济楚”的款式。在作者看来,这一局势形成的契机仍是清王朝在战争形势下为解决财务和军费问题而暂时调整市场管控策略的究竟。国度策略的调整使原本以私盐形式存在的川盐进入正当发卖渠道,潜在的市场被激活,改变成了实际的市场。宁靖天堂活动搁浅后,两江总督为恢复淮盐引地、争夺财务好处,与四川、湖广的处所督抚发生激烈辩说。不外,湖广区域的川盐显现出壮大的市场韧性,络续调整的经济、政治策略并不足以从基本上改变既有的食盐商业款式。直到长江沿线互市开埠,汽船航运鼓起,新的互市港口商业收集庖代传统的盐-棉商业圈,票号汇水剧涨,严重挤压川盐商人的利润空间,湖广区域的川盐市场才真正萎缩。



国度之于市场,
市场之于国度

让我们再回过来审视《国度与市场》一书对传统中国市场性质的判断。“施展市场导向根蒂价格的再分派型市场”,这是一个布满和谐意味和内涵张力的表述。在这里,作者化用了波兰尼的说话来定位传统中国的市场(并与波兰尼对话),揭示出个中的悖论特质。然则,对熟悉中国经济史的读者来讲,这并不会让人感应生疏。早在商议“资源主义萌芽”的时代,古代中国经济的这种悖论现象已有所呈现,一面是繁荣的商品经济,一面是专制集权的封开国家,那时使用的是另一套说话。

环绕传统中国市场性质的商议,能够放到一个较长的的学术史脉络中去。从师承上看,作者深受梁方仲和刘志伟的影响。梁方仲有关明清时期贸易“子虚繁荣”的论说在书中被多次援引。梁师长在《明代粮长轨制》一书提出,明代中叶今后贸易和贸易资源呈现“一马当先”的成长态势,然则贸易的繁荣并不与农业和手工业的成长同步,其原因在于“统治阶级(包罗贸易资源家本人在内)从加紧盘剥的过程中络续地提高了消费的胃口”
(中华书局,2008年,143-144页)。这一点被刘志伟传授进一步分析为“食货经济”或“贡赋经济”即王朝贡赋系统拉动市场的论断,其焦点恰是国度与市场的关系:“食货经济的实质,不是国度掌握市场,而是王朝国度行使市场来实现贡赋运输,也就是说,不是由市场出发去动用国度权力,而是由贡赋出发去拉动市场。”(刘志伟:《贡赋体系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19页)

《国度与市场》的作者起劲将本身对明清食盐商业轨制的剖析接续到有关“贡赋经济”的商议中去。作者在书顶用心地向读者理会国度与市场的关系,频频论说个中的悖论特质。只是对一个不是专门从事明清盐史研究的读者来说,如许的论说似乎过于频仍了(或者有几十次),不免让人心生迷惑:频频的申论自己是不是从某种角度透露出,如许的立论并不那么果断?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络续会想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月发生在日本明清史学界的一场有关商品生产问题的计较。在当下越来越多学者起头认识、接管“贡赋经济”的假说,或许以之为参照睁开研究的时候,重访半个世纪多前的那场计较,或许能够为我们供应一些有益的思路。

从上世纪四十年月后期起头,西嶋定生揭橥了一系列关于明代后期江南棉纺织业的论文。这些论文的首要目的在于批判战前中国汗青“阻滞论”的主流概念,不外文中有关江南商品经济性质的论断引起了普遍争议。西嶋定生在《以十六、十七世纪为中心的中国农村工业的考查》(1949)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与前述“贡赋经济”相似的概念。西嶋认为,明代后期江南松江府内蓬勃的城市棉纺织业是其时中国商品经济繁荣的一个典型,然则松江城市棉纺织业的兴盛却不是城市商品手工业自发成长的究竟,而是官府赋役轨制调整的产品。从明代中叶起头,江南农村织布业者所应上缴的棉布陆续折银征收,然则为了应对宫廷、百官,稀奇是北边戎行对江南衣料的刚性需求,官府专门设置“布解”轨制,将从农村征收的棉布价银支给一批称作“解户”的大地盘所有者,指派他们向城市里从事织布业的“机户”购置官府所需的棉布,并运解到指定仓口。据估算,松江府所属华亭、上海、青浦三县每年解运的棉布多达十二万余匹,供给着宏大人群的消费需求。在西嶋看来,由此发生的城市棉纺织业的繁荣得益于江南棉布解运轨制的珍爱,不外“是生产商品化和过重田赋的交纳手段这种二律背反的情形生下怪胎,并不是城市的机户自己有什么专门经营者的自律性的地皮”
(西嶋定生著,冯佐哲、邱茂、黎潮译:《中国经济史研究》,农业出书社,1984年,532-533页)

西嶋定生的概念受到同时期多量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指摘。如藤井宏在其有名的《新安商人的研究》(1953-1954)一文中提出,江南城市织布业的性质不是由赋役体系划定的,而是竖立在市场消费的根蒂上。最有力的证据是尽管明朝消亡后北方军政区域消散,但这些更改并未对江南棉布在华北的市场造成致命袭击,表明“明代中叶以来的棉布市场,正以农村为中心而日渐形成中”。进入清代今后,跟着华北市场的缩小,江南棉布又调整规格,络续拓展长江中游及华南各地的市场。可见,江南的棉纺织业有其自身的经济动力,并不必然依靠国度的贡赋体系。而佐伯有一则经由对明代“机户”的考查发现,棉布上缴轨制非但不克像西嶋定生所说的那样对城市织布业者的生产供应不乱的保障,反却是压在机户和商人身上的繁重肩负。换言之,贡赋体系并不是鞭策商品市场的积极身分,而是市场成长的镣铐。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江淮论坛》编纂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书社,1985年;佐伯有一「明前半期の機戸—王朝権力による把握をめぐっ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8册[1956])

明清时期的市场是否拥有自力成长的主体性?在与国度的关系中,是处于自动照样从动的地位?如何衡量市场的自立性?或许带着些许争议的目光,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蒋宏达

上海社会科学院汗青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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